德国双元制是目前世界上比较成功的职教办学模式之一，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之后才形成的一种职业教育体系。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在德国职业教育中取得重要地位，主要在于：

有一整套运行机制来保障，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定未参加职业培训不允许就业；

用制度保障双元制教育在两个学习场所教学内容上的协调一致；

在整个的培训过程中企业占主导地位，学徒与企业双方签订培训合同，企业 负责由招生到学习、培训、考核的全部过程；

实行教考分离制度，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理论考试和行业协会组织的技能考试后，才能获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行业协会颁发的技能证书。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每当提到职业培训体系，就不能不提到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事实上“双元制”作为现代社会一个职业培训体系，确实给当今国际社会职业培训领域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目前，由于在全日制学校进行的职业培训存在着花费大、培训方式与实际工作脱节以及内在的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等问题，在企业中进行的职业培训显得更为有效。而“双元制”由于组合了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两种模式的优点，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这种模式还不是完美无缺。近年来，伴随“双元制”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其在与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关这种职业培训体系的争论也越来越多。究竟应怎样整体地看待和准确地理解“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呢?必须首先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历程。

“双元”职业培训的形成阶段：手工业培训的恢复和进修学校的诞生

各种文献在论及德国的“双元制”培训体系时，都将它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1900年前后，职业培训形成了初步的结构，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点系统的特征。职业培训是在“双元”基础上组织实施的，它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发展中的工业国家需要有技术资格的工人，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政治气候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反映。在20世纪初，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德国通过了为手工业行会的立法。这刺激了过时的手工业培训，出现了非学校类型的职业培训模式，但在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这就是“双元制”发展的前身。

起源于中世纪的手工业培训是按照学徒——满师徒工——师傅这三个层次培养。手工业培训是在皇家的中产阶层政策基础上恢复的。这种政策试图保护旧的中产阶级(工匠、小商业者、小农场主)，使他们摆脱在社会和经济上逐步衰退的命运，避免使他们变成无产者，促使他们形成维护皇家利益、反对社会民主的堡垒。

在1878年、1897年及后来的1908年，关于培训政策的具体条款，经过皇家议会投票，通过了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保护零售商议案和一系列针对手工业法律的修正案，在经济上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手工业者和零售商一定的特权。尽管如此这些并没有完全满足中产阶级集团利益的需要。1897年的主要修正案，即所谓的“手工业者保护法”(Handwerkerschutzgesetz)，允许在公共法律的监督下建立手工业协会社团组织，允许手工从业者保护他们行业的共同利益，并建立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组织机构。“大资格证书” (Grosser Befaehigungsnachweis)议案在1890年被皇家议会通过，但没有被联邦议院通过。这种证书是手工业协会向工匠师颁发的。而“小资格证书”(KleineBefaehigungsnachweis)做为“大资格证书”的部分替代功能得到了通过。从此以后，只有获得证书的师傅才能被授予培训徒弟的权利。1897年，为了手工行业的经济稳定及改革所修订的手工业条例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并与1908年的再次修订一起，成为德国职业培训“双元制”——企业培训一元的基础。

如果把手工业培训的复兴称为中产阶级保守政策的变革，那么试图建立“双元”培训第二个“支柱”——“进修学校”(Fortbildungsschulen)的产生可以说成是中产阶级政策的自由革命。18世纪，德国出现了一种进修学校，他们既作为普通教育建立的基础，服务于“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001)，毕业的青年，也做为商业学校，服务于手工业行会。在当时，这些学校的生存遇到很大困难，实际也没有有效地运作起来。

到19世纪后半叶，进修学校政策才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人口的快速发展，大量男性青年待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大问题。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不能再忽视这些待业青年的存在。凯兴斯坦纳(Georg Kerschensteiner)首先提出把进修学校转变为定向学生职业的培训机构，建立中产阶级政策。他的观点是想通过职业培训将无产者和中下阶层的青年融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提出职业不但是职业学校发展的中心点，而且要理解为一个标志，即将职业培训理想化，使其变成国际社会多彩的一面——即职业教育的德国哲学，以此区别大多数简单的工作培训模式。

从1895年到1914年，学校的改革者集中围绕着奥斯卡帕赫(Oskar W．Pache)和凯兴斯坦纳(Georg Kerschensteiner)的思想，比如改革国家官僚主义作风；强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在进修学校显著地扩大职业定向范围；对手工从业者的培训强制实行统一的新方式。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既能扶助中产阶级，又能提供平民培训。这使得进修学校成为“双元制”培训模式的第二根支柱。

“双元”培训的巩固时期(1920—1970)：工业类型的学徒培训和职业学校的建立

“双元”职业培训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为职业培训建立一个更现代和清晰的培训结构。这阶段仍然是以工业化前的培训模式和相互之间没有太多关联的企业和学校不规范的混合培训方式为特征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1895— 1913)经济繁荣的最后时期，工业领域的资格需求变化了，其结果导致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刺激了对劳动资格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需要新型的工人。以前小作坊里的“能工巧匠”不得不转而适应新的生产方法，变成工业领域里新的劳动力量。

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WeimarerRepublik)时期，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在此时期工业领域内尽管仍然存在着与学校培训的矛盾，但还没有完全实行独立的职业培训模式。在经济危机笼罩下，职业培训又融入了传统“双元”培训的组织框架。

与工业领域培训相比较，本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进修学校，经过缓慢、不稳定地发展，已成为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学习场所。1930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所有涉及自身利益的政党一致认可，进修学校演变成了所谓“新职业学校”(New vocational school)。其办学宗旨是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但由于青年待业者周期性的大量增加，政府不得不强制青年接受职业教育，使这类学校变成政府安置社会闲置人员的场所。这种政治社会的手段险些摧毁了学校的教学观念——职业的原则，同时也破坏了学校的物质基础。

在这一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新的培训模式，受到“科学管理”思想的严重影响，形成了职业培训三个基本的方面：车间和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的建立；有条理的培训过程：标准的培训课程和组织方法、训练计划。在那时一些专门机构如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DATSCH)，德国技术工人培训学院(DINTA)和职业培训工作委员会(Arbeitsausschuss iuer Berufsausbildung)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完善了职业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系统，这是在以前传统的手工业培训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培训领域，随着“专业工人”(Facharbeiter)概念的引进，新的资格培训类型产生了(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就是后来“双元制”体系构成的主要部分。

1934年，不完整的公共职业学校的体系标准才形成，各个州的学校主管部门集中成立了皇家科学、教育和公共教育部，但在这一时期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同时形成了。 1936年，手工业行会的统治地位因专业考试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而不复存在。1937年“职业学校”(Berufsschulen)这一标准的名字被使用，中央政府开始组织企业内培训，学校也被强制使用标准课程(皇家课程)，同一年，对职业学校的赞助规定和培训基金的管理办法等一些重大事项也制订了标准规则。1938年学生参加职业学校的学习变成了全国性的义务教育，1940年职业学校的培训形成了法律。

双元制”处在国际社会职业培训领域内显著的位置，获得了其它培训制度无与伦比的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尊敬，因为每年的职业培训主要是由它承担的(承担了德国97％的培训任务)，并且由于它的培训最接近实际、费用低廉，毫不奇怪地延伸到包括在前民主德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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